“兩年前，還是孩子們追著我們跑，現在，是我們追著孩子跑。”王莉是北京豐臺區一家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的園長，2023年春節剛過，她就擔心秋季的招生計劃能否完成。實際上，從2022年開始，她所在幼兒園就開始直面招生難，今年生源可能進一步下滑。
中國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后，新生兒的減少，最先沖擊的就是學前教育。
去年3月起，地處北京房山的北京鳳凰禾童幼兒園執行園長張裕欣感到了幼兒園招生的寒意。往年3月到8月，她每天都會接到大量咨詢和報名電話，很多家長還要給孩子排隊等位。到了2022年，她“清閑”了不少，咨詢電話減少了50％以上。9月開學時，原計劃招生四個小班，只開了三個，其中兩個還沒有滿額，第三個到10月時才“勉勉強強開了起來”，張裕欣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一切在六年前就已有了征兆。2016年實行“全面二孩”政策后，人口堆積效應在短期內釋放完畢，繼2016年短暫的生育高峰后，從2017年起，全國出生人口持續下滑，從1723萬人減至2022年的956萬人，首次跌破1000萬人，還不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2000多萬的新生人口的一半。
從2017年起，全國每年的新生兒都比前一年減少了100萬~200萬，這些都是幼兒園“丟失的生源”，如今作為生育率下降對社會影響的現實映照。三年疫情過后，當孩子減少，面臨生存困境的幼兒園又該何去何從？

搶生源白熱化

伴隨著招生難而來的，就是幼兒園間“赤裸裸的廝殺和競爭”，王莉這樣形容。這一現象不僅發生在民辦幼兒園間，曾經“一園難求”的公辦幼兒園也開始下場。多位受訪幼兒園園長認為，從今年起，競爭會變得更加白熱化。
張裕欣說，去年招生時就發現，有民辦幼兒園甚至“派”家長去別的幼兒園搶生源，“比如出臺優惠政策，家長能從別的園帶來幾個孩子，就減免多少學費，家長就會去周邊幼兒園以咨詢名義勸說其他家長，把孩子引過去”。她所在的幼兒園就有生源這樣被“吸引走了”。
王莉說，更大的競爭壓力來自附近的一所公辦幼兒園，原本，北京的大部分公辦園對入園資質有嚴格限定，一般須有京籍戶口，但從去年開始，這所公辦園下調了招生門檻，不僅沒有戶籍要求，甚至不再要求“四證”（務工就業證明、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全家戶口簿、北京居住證），“于是很多家長給我們交了報名費，最后又被公辦園挖走了”。
公辦園去年“補錄”了好幾撥，讓王莉很崩潰，“它一補我們就缺孩子，剛招到兩個孩子，又被對方弄走了三個”。最后統計發現，她所在的幼兒園，有意向報名的孩子中，有60多個都被“搶走了”。而且，她注意到，離公辦園越近的民辦幼兒園，受的影響越大，她和另一所周邊的民辦幼兒園園長交流，對方說，更早的2021年，就明顯感覺到生源被搶的情況。
記者在北京走訪發現，多數民辦幼兒園2021年、2022年開始面臨招生難，少部分公辦幼兒園也存在招不滿的情況。不同地區有所差異，在北京房山等京郊地帶及豐臺、朝陽等區，這一現象較為明顯。以朝陽區為例，2021年，在接近開學季的8月中旬，朝陽區入園登記報名服務平臺信息顯示，仍有136家幼兒園尚有富余學位，一些幼兒園學位還剩上百個，這些沒招滿的幼兒園既有民辦，也有公辦，每月收費從600元到2.8萬元不等。而在東城、西城，老牌優質公辦園較為集中，這些幼兒園仍是家長們擠破頭也想讓孩子進去的首選。
2019年4月28日，由21世紀教育研究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的《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9）》就指出，中國出生人口自2018年開始大幅下降，新生人口數比上年減少200萬人。2017年在園總人數為4600.14萬人，按照人口出生趨勢，從2021年開始，即使全國適齡幼兒百分之百入園，總在園人數也不會超過4500萬人，學前教育會比預期更早迎來供需逆轉的拐點。
為了競爭生源，無論民辦還是公辦都各出奇招。除了讓家長“打前鋒”外，一些幼兒園請來專業咨詢公司設計“打敗對手”的招生方案，一些園長親自直播宣傳，還有更多幼兒園開設各種“特色課程”，如冰球、馬術、藝術等，吸引家長。“一些課程還會單獨收費，弄得這一市場很亂，很多家長會說別的幼兒園有什么樣的課程，你們為什么沒有。”張裕欣說。
這種“卷課程”背景下，王莉也不得不卷起來。教育部2018年7月發布《關于開展幼兒園“小學化”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確禁止幼兒園“提前教授漢語拼音、識字、計算、英語等小學課程內容”。但去年起，為了在市場上獲得更多競爭力，王莉所在幼兒園不得不私下免費開設英語、藝術類課程。
這些套路不僅出現在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在山東臨沂這一三線城市，各幼兒園今年也將面臨激烈的生源競爭。一位臨沂的幼教從業者對《中國新聞周刊》透露，當地幼兒園最近都在瘋狂為招生做宣傳，報名可以送各種特色課、體智能課。民辦幼兒園則打價格戰，在臨沂，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的保教費是1120元/月，現在則打出了“交100元頂300元，交200元頂1000元”等各類口號。
他表示，下一步，最關鍵的是把周邊幼兒園的孩子“有多少，挖多少過來”，他會引導當地幼兒園“搞一個商業模式”，比如讓家長或老師成為幼兒園的合伙人，“家長和幼兒園間永遠有利益捆綁，我們鼓勵幼兒園搞招生團隊，只要你能想盡一切辦法，把其他幼兒園的孩子搞過來，就能賺錢，比干老師還輕松，就像售樓處的銷售一樣”。
在20世紀80年代就步入少子化時代的日本，也發生過與中國當下同樣的事情。2003年，日本以1.29‰的出生率突破了原定2007年才會降至的生育率谷底。日本東京女子大學比較心理學教授唐澤麻由美在2004年發表的論文《日本幼兒園的延續與變化》中指出，出生率下降對幼兒園的一個主要影響就是課程的扭曲，為了迎合雄心勃勃、緊張不安的父母們對孩子在學業上的要求，幼兒園會增加一些“時髦課程”，比如英語、計算機、網球和游泳等來吸引他們。
日益激烈的競爭使幼兒園對潛在“客戶”的需求更加敏感。但大多數日本學前教育專家認為，這種競爭對課程的影響是一種“不良的壓力”，導致學前教育屈從于家長的需求，忽視了什么樣的教育對學齡前兒童是真正有幫助的。激烈競爭中，擁有豐富的課程經驗、充滿愛心的幼兒園園長往往會輸給那些更具商業頭腦的園長。“適者生存。”前述臨沂幼教從業者直白地說。

人口下滑與幼兒園擴張的錯配

多位專家指出，在部分地區，幼兒園招生難背后，出生率下降并非唯一原因，學前教育資源的配置與人口結構變動間的不匹配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在很多從業者看來，幼兒園從擴張到萎縮，就發生在短短五年之內。2017年5月是學前教育行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為解決“入園難、入園貴”問題，教育部等四部門聯合頒布了“第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2017~2020），首次提出：到2020年，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要達到80％左右。一年后，2018年11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的若干意見》，再次強化了第三期學前教育計劃的80％目標，并且進一步要求“公辦園在園幼兒占比偏低的省份，逐步提高公辦園在園幼兒占比，到2020年全國原則上達到50％”。
自此，全國幼兒園的辦園結構正式予以調整。隨著“5080”目標的確立，各地開始大力新建公辦園。2019年和2020年，國家又相繼出臺了兩個配套政策，先是規定小區配套幼兒園必須辦成公辦或委托辦成普惠性民辦園，教育部此后又發布了《縣域學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導評估辦法》，將學前三年毛入園率85％、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80％和公辦園占比50％這三個指標列入了地方政府的考核與問責體系中。
首都師范大學副教授、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理事夏婧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在50％公辦園覆蓋率的指標“硬約束”下，尤其對一些原本以民辦園為主體的地區，地方政府的指標完成壓力很大，必然要新建、改擴建一大批公辦園才可能完成任務。
據《沂蒙晚報》2020年7月報道，在山東臨沂的中心城區蘭山區，截至2020年6月底，共有100多所小區配套民辦幼兒園被政府“收編”，與此同時，近兩年內還新建了38所公辦幼兒園，新增1.4萬多個公辦學位。報道稱：“市長、區長親自做工作，鼓勵影響力、信譽好的開發企業發揮帶頭示范作用，對主動移交的10家大型企業進行公開表揚。”
但在公辦園大力新建的同時，每年新生兒數量卻在減少。臨沂市衛健委數據顯示，2017~2020年，臨沂出生人口每年平均下降20％左右，這種錯位進一步放大了供需缺口。前述臨沂幼教從業者認為，臨沂幼兒園當下面臨的招生困境，部分源自公辦園近兩三年來新建擴建“有點太快了”，“之前一個街道上只有兩所公辦園，現在一下子增加到了十幾所”。
一位不愿具名的廣州學前教育專家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在外來人口聚集的廣東，雖然總體上幼兒園招生難現象目前還不明顯，但在廣州、東莞等地的一些“新城”或一些偏遠市區，也已出現了幼兒園學位過剩問題。她解釋，這些小區以度假房或投資房為主，入住率較低，但也按要求建有配套園，因為老城區缺乏空間新建公辦園，這些新城提供的“增量”有助于政府完成“5080”目標。“在這些地區，未來隨著人口出生率的持續下降，剩余學位可能會越來越多。”她認為，幼兒園建設要有一定前瞻性，不能大躍進一樣過度建設，最后造成大量幼兒園空置。
2021年12月，教育部等九部門發布了《“十四五”學前教育發展提升行動計劃》，在原有“5080”上進一步提出了“5085”目標：到2025年，全國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到85％以上，公辦園在園幼兒占比達到50％以上，繼續要求“推動普惠性資源擴容增效，新建改擴建一批公辦幼兒園”。
此后，各地相繼發布了自己的“十四五”學前教育計劃，例如，江蘇提出全省新建、改擴建幼兒園1000所左右；山東計劃新建、改擴建幼兒園600所以上；重慶則提出公辦幼兒園占比達55％。
但這些地區近幾年的出生率趨勢都不容樂觀。在人口大省山東，2020年出生人口數首次跌破百萬，僅為87萬人，比2016年下降了50.8％。江蘇2021年就提前進入人口負增時代，人口自然增長率只有-1.1‰。重慶2022年出生人口下降了7.87％，自1997年以來首次跌破20萬。
“我看到省里的‘十四五’計劃仍要繼續擴張幼兒園學位很震驚”，南方某省的一位學前教育政策專家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她所在省份，民辦、公辦幼兒園近兩年都部分出現了招生難的情況。在她看來，由于出生率下降，幼兒園需求近幾年在不斷縮水，這種趨勢已“不是初露端倪”，而是“非常明顯”。尤其根據人口預測數據，全國2021~2025年的出生率將持續下滑，這種背景下，地方政府仍根據當下的考核標準去新建、改擴建公辦幼兒園，沒有充分考慮到長遠的人口變動趨勢，“這種傾向其實是很危險的”。
對當地公辦幼兒園繼續擴容的規劃，她曾提出質疑，教育部門回復稱，一方面，繼續新建是為了解決長期以來的大班額問題；另一方面，政策的制定也存在慣性，調整也需要一個周期。
《“十四五”學前教育發展提升行動計劃》中提出：各地要充分考慮出生人口變化、鄉村振興和城鎮化發展趨勢，逐年做好入園需求測算，完善縣（區）普惠性幼兒園布局規劃。但不同地區由于數據統計、模型測算水平、對人口遷移、產業結構調整的評估以及政府決策意識不同，規劃水平存在較大差異。
去年7月，深圳南山區多家幼兒園發出二次招生通告，有自媒體報道稱，南山區沒招滿的幼兒園超過了一半。但深圳南山區教育局學前科科長曾少群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南山區目前不存在幼兒園學位過剩情況，供需間基本持平，考慮到南山還在繼續大力引才，有很多新建樓盤要配套，經過測算，政府預判南山區未來幾年的幼兒園學位需求仍會增加。
南京師范大學學前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英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說，政府部門應當構建學齡前人口預警系統，研判資源未來配置需求，提高資源配置的韌性，化解人口發展可能帶來的資源配置風險。
王海英稱，各地應考慮各區的供給能力和區位稟賦，設立各自的“學前教育資源承載力”警戒線。比如城鎮化水平較高、人口集聚的東部沿海地區，和城鎮化水平較低、人口流出的中西部大省資源，承載水平和警戒范圍一定是不同的。
夏婧強調，各地區一定要實事求是，結合自身人口發展趨勢和實際入園需求做測算和規劃，需要建園就建園，該合并就合并，不搞一刀切。
“首輪幼兒園關停潮已到來”

王莉覺得，隨著生源減少，第一批倒下的會是自己所在的普惠性民辦園。
中國目前幼兒園主要有三類：公辦園、普惠性民辦園和非普惠性民辦園。普惠性民辦園的概念2010年就已提出。當年，國務院發布了對學前教育行業影響深遠的《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即“國十條”），提出要積極扶持“面向大眾、收費較低的普惠性民辦幼兒園”。從2017年起，在80％的普惠率指標要求下，大量民辦園主動或被動“轉普”。
普惠性民辦園，意味著性質雖屬民辦，但收費卻是普惠性質。例如在北京，多數普惠性民辦園生均每月保教費為750元，與同級別公辦園收費一致；青島規定普惠性民辦園保教費最高不得超過同級公辦園收費的兩倍。相應地，政府會予以生均補貼和房租減免，比如北京的補貼為生均1000元/月。
對普惠性民辦園，王海英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形容：“民辦與普惠組合到一起，形成了一個極具內在張力感與矛盾性的概念。”生育率下降背景下，這種張力被進一步放大。采訪中，多位幼兒園園長反映，即使在“補貼天花板”的北京，大多普惠民辦園仍入不敷出，生均不足2000元/月的保教費和補貼就是幼兒園的全部收入，其中70％以上要支付教職工工資。為盡可能節約成本，幼兒園想了各種辦法：將配班老師換成實習生、取消原有的特色課程、減少玩具開支等。
北京朝陽區一所普惠性民辦園園長姜茗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轉普”前，她所在幼兒園以前每月生均收費接近7000元，當時，有的老師每年工資能漲1000元，現在漲薪“可能性已經非常小了”。由于工資低，招聘變得更加困難，現在普惠性民辦園新招老師多是外地大專大本生，師資質量下降，且流動性很大。
夏婧分析，當生源變得稀缺，普惠性民辦園質量下降，會進一步增加招生困難，形成惡性循環。
她推測，第一批倒下的幼兒園可能是那些在政府要求下匆忙“轉普”，但同時受政策影響較大的普惠性民辦園，以及一部分教育質量不高、區域設置不合理的營利性民辦園。這些首當其沖的普惠性民辦園中，最先倒下的是一個個單體園，背靠集團的幼兒園相對抗風險能力會更強一些。
“其實首輪幼兒園的關停潮已經到來了。”夏婧強調。她說，今年“應該是最好的一年”，以后會越來越困難。在幼兒園園長群里，從去年起就經常看到有幼兒園在轉讓一批桌椅板凳。很多園長還在掙扎，但趨勢已不可逆轉。另外，隨著人口未來不斷向城市集中，情況最危急的幼兒園還不在北京、上海、濟南這些一二線城市，而是集中在四五線城市。
在香港，出生率下跌已引發了一輪幼兒園關停潮和裁員潮。特區政府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香港出生人數僅為3.25萬，死亡人數卻達到6.21萬，自2021年進入人口負增長階段后，香港出生率進一步創下新低。與此同時，香港教育工作者聯合會（簡稱“教聯會”）2022年5月調研了235所幼兒園后發現，平均每所幼兒園流失學生數約占全校人數13％~27％。超過70％的幼兒園出現財政困難，10％的幼兒園稱明后兩年內可能停辦。到了12月，教聯會再度調查發現，超過五成的幼兒園明確表示會裁減教師。截至2022年10月，香港已有20所幼兒園關閉。
王莉已做好了未來3~5年可能要裁員的準備。在她看來，普惠性民辦園的補貼模式不可持續，最終要自力更生。面對越來越少的孩子，要想突圍，唯一的出路是面向市場，提供特色課程和更加個性化、定制化的服務。她希望政策未來能至少“開個口子”。
華東師范大學學前教育系副教授柳倩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普惠性民辦園的誕生，是在全國面臨普遍性“入園難、入園貴”的背景下，通過引入社會力量來填補公辦園普惠學位的不足，但隨著出生率下降，學前教育格局也要動態調整，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要進一步理順。
多位幼兒園園長指出，未來，幼兒園的大盤可能進一步分化，公辦和民辦的角色和定位會更加明確，公辦“托底”，民辦提供差異化服務，現在“卡在中間”的普惠性民辦園會逐漸向兩頭演變。 幼托一體化的現在與未來

當下，更多面臨生源危機的幼兒園想到的可行解決方案：辦托班。
去年9月，王莉的幼兒園比往年少招了30人，空出來的一間教室，她決定用更小的孩子填滿，于是新開了一個托班：主要招收2歲半~3歲的孩子。今年，如果招生人數進一步下降，王莉打算開更多托班，并考慮向更小年齡段延伸。托班收費不受政府指導價限制，每人每月是2700元，這筆“額外收入”就成了幼兒園當下的救命稻草。
在北京，多家受訪幼兒園都稱今年有辦托班的計劃。從全國近兩年的情況看，生源減少后，幼兒園辦托班自救是一種普遍做法。柳倩指出，上海幼兒園整體還沒看到明顯的招生難現象，因為上海政府很早就提倡幼兒園辦托班，所以在市中心的一些地區，近幾年由于產業、企業外遷而造成人口流向郊區，部分幼兒園發現小班招生不足后，立刻用托班填滿，“于是現在都活得很好，其實上海本地托班的需求還是非常旺盛的”。
上海市教委的數據顯示，到2022年底，已有超過50％的幼兒園開設托班，其中超過一半為公辦園。全國大部分地區如北京、安徽、山東等地則從2022年開始探索幼托一體化試點。
“所以我覺得幼兒園未來不會在短期內大面積地坍塌，而是會漸進式萎縮。”王海英分析。她認為，未來幼兒園為了生存，辦托班現象一定會非常普遍。在南京，目前很多普惠性民辦園都在不斷拓展托班，從一個班、兩個班到三個班。隨著3~6歲生源的不斷減少，多出來的班額可能會先讓給2~3歲，最終過渡到0~3歲，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到最后，普惠性民辦園可能慢慢全轉向0~3歲，公辦園仍以3~6歲為主”。
柳倩指出，從新加坡等國的經驗來看，如果幼兒園招生“向下延伸”做得比較好，中國未來不一定會出現大面積的幼兒園關停潮。需要強調的是，這個延伸，不僅是延伸到0~3歲，更重要是服務的延伸，比如延長孩子在園時間，接送時間和家長的工作無縫銜接，這些跟進措施如果做得好，家長的不同需求都能得到滿足，幼兒園就還有很大的生存空間。
新加坡的生育率在 1960 年代初開始下降，在 1975 年達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為了刺激生育，新加坡在近十幾年來增設了大量托兒中心，招收對象是18個月~6歲間的所有年齡段兒童。新加坡教育部數據顯示，2007~2017年十年間，新加坡托兒中心數量增加了一倍多，從 62911所增加到了143400余所，反之，幼兒園招生人數銳減，新加坡父母更傾向讓孩子進入提供全日制服務的托兒中心。
夏婧2021年發表的一篇關于“國際比較視野下如何創造生育福利”的文章指出，影響我國女性生育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于高質量的兒童早期照料服務供給不足，尤其是0～3歲托育服務仍然短缺，托育機構收費較高的現象存在，使大量適齡女性“生不起”“不敢生”。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已將“每千人口擁有3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指標納入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目標是到2025年，實現每千人口擁有3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達到4.5個。國家衛健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中國每千人口托位數為2.03個，和2025目標還有不小差距。
專家指出，在幼兒園內辦“小小班”，是人口負增長背景下學前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一種很好的思路。但問題是，對幼兒園開托班，國家在政策層面目前仍不明確。國務院2019年5月發布的《關于促進三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中指出，“支持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托班，招收2歲至3歲的幼兒”。
這里“有條件”指的是有空余學位和多余資源，但不同地區在執行上的松緊度不同。比如上海、深圳等地明確允許幼兒園申請開托班，深圳南山區教育局學前科科長曾少群說，只要幼兒園有開托班的意愿和條件，申報后，教育局就會聯合衛健部門、婦幼保健院、街道社區等到現場勘察，也會提出改進意見。北京有的區要求幼兒園必須通過審批后才能開托班，且卡得較嚴，有的區“默認”了幼兒園私下的這一行為。
王海英解釋說，中國學前教育與托育的管理體系是分開的，幼兒園傳統上只負責3~6歲兒童，歸教育部門管理，0~3歲托育由衛健系統分管。從基層來看，多數衛健委對推動幼托一體化很積極，希望將這兩段銜接起來，但教育局往往更希望幼兒園生源減少后，優先解決大班額問題，“在執行層面，會發現兩個部門間有很多協調上的障礙，這也導致規劃上的銜接不夠”。
2023年1月1日起，《上海市學前教育與托育服務條例》　（以下簡稱《條例》）實施，成為全國首部將學前教育與托育服務整合立法的地方性法規。《條例》規定，由教育部門牽頭來主管學前教育與托育服務，市、區政府應建立綜合協調機制，統籌協調解決學前教育與托育服務發展中的重大問題。
柳倩說，上海和其他地區不同，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第一輪人口下滑時，上海市教委領導就預判了未來人口負增長趨勢，于是從1999年起就開始探索建立0~6歲幼托一體的管理機制，“當時就有了提前規劃，讓幼兒園成為一個蓄水池，3~6歲孩子少了就辦托班，如果孩子再少，再往更低的年齡段延”。
曾少群希望，國家能盡快出臺一個關于托育的細化政策，列出收費等方面的參考標準，目前仍是以各地摸索為主。“我們一定注意不要走幼兒園走過的彎路，應盡快把托育機構的性質有個明確的定位。”柳倩說。另外，托育老師的專業性和綜合性要求很高，國內還缺乏一套成系統的托育教師培養體系，這方面也應進一步加強。
王海英認為，結合他國經驗，從學前教育服務人口戰略的定位看，僅靠學前教育“單打獨斗”，釋放人口數量紅利是較為困難的事情。人口負增長時代，中國學前教育政策要結合生育、托育、家庭福利等一攬子配套措施，實現長時期、全領域的綜合變革。
來源：新聞周刊 霍思伊